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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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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1971日记选(20)难忘的是什么 [原创]  

2012-10-24 15:53:49|  分类: 1971日记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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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小学里学写记叙文的时候就学会了一种作文“定式”,对刚刚发生的事情常常冠以“难忘的”“难以忘怀的”“终生难忘的”等等形容词,殊不知此乃现代八股文之一,从小扎根于脑海。而此等夸张到了文革造神时代,更是达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当年我的日记里也不乏“难忘”一类的辞藻,而下列日记里虽然没有出现“难忘”,却由公正的时间老人定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难忘。

 

1971.8.20 星期五 

没有出早工。上午是全大队五七大军办学习班,进行交流讲用,评定四好班(洲老上)。

下午阅报睡觉。后与沙、费在显龙家吃炒面(面——沙,油——我),聊天至晚。

【忆与议】

当年响应“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各行各业仿效军队化的管理,其中之一就是把插队知青和下放干部称为五七大军,使之成为农村中有别于当地农民的特殊群体,也把插队知青放到了一个微妙的位置——说插队知青是“人民公社社员”吧,但要比土生土长的“社员”多一个“五七大军”的光环;说插队知青是“五七大军战士”吧,又与下放干部“一军两制”,插队知青不像下放干部那样拿工资而是挣工分,二者的天壤之别是人所共知的。下放干部不仅人数少,而且流动性大,所以五七大军的管理重点也只能是插队知青;又仿效军队的一套管理方法,时不时地搞“四好”“五好”之类的评比。最初一两次还有些新鲜感,但是很快就发现存在“一次上榜、次次上榜”的定式,大家就觉得味同嚼蜡了。数十年后回顾那些往事,真正没有忘怀的如同凤毛麟角。那年双抢结束之后的评选“四好班”就是上述管理形式的一个实例。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同时评选“五好战士”。

 

1971.8.21 星期六 

今天只出了个早工,在高坑耘禾。昨天下午吃炒面后,吃了许多冷水,加上晚上着了凉,早工后肚子极不适,未吃早饭。上午泻了四次,中午也未吃。下午有好转。三点吃了三两饭,还是早上打的饭呢!

1971.8.22 星期日 

今天耘禾一天,早工在高坑,上午在檞下,下午在拿埠口。头道全部完成,开始耘二道了。

1971.8.23 星期一 

耘禾一天。早工在老头,上、下午在拿埠口。参加公社五七大军讲用会的代表是由队里指定的:徐、周、程。三组因无突出者而由一组推派了两名。另外,昨天通知,未当选代表的班长亦要参加。今天代表们报到。

【忆与议】

又出现了有关“讲用会”活动的记载。大概是与上述“四好”评选相呼应吧。记得最初“讲用会”的全称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后来又演绎出“专题性质”的,如“学哲学讲用会”等等。于是,各种评选活动接踵而至,令人感到无所适从:“五好战士”与“讲用会代表”是什么关系?既然“五好”了,应该自然而然地就是“讲用会代表”了吧?也许,1971年评选“四好”的同时没有评选“五好”就是这个原因?可是,为什么又是指定而不是“民主评选”呢?……诸如此类的不得而知,实在多得不计其数。时过境迁,也慢慢悟出了并且记住了其中的“真谛”——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评比,不可避免地成为愈演愈烈的假大空的温床。

 

1971.8.24 星期二 

全天耘禾。早工在老头,上、下午耘完拿埠口。上午到九点半才下田。下午更是只做了一个多小时就坐在猪场等待天黑了。队里晚上开群众大会,主要是关于生产及工分等事。

【忆与议】

大锅饭体制下的集体生产无法避免的磨洋工,迭见层出,比比皆是,绝不是“斗私批修”“加强学习”就可以解决的。时至今日还有人怀念和鼓噪那样的“集体经济”,真是痴人说梦。

 

1971.8.25 星期三 晴,傍晚有雨

今天是云庄大队五七大军参观龚家毛主席旧居。因拖拉机运粮,故可搭车前去。但需付出代价:负责下包。早上被老沙唤醒,立即上车。第一车有九人:宋、郭、毛、张、董、刘、汤、王和我。到麦斜后,七人下包,我和王两人拆包。吃过早点,去龚家参观。近12点,第二车才到。原因是车子曾出故障,另外由于王贤明不肯让七个下包社员和好多个上海青年同时坐车。一番争执之后,由林长开车,由上海青年下包。第二车到麦斜的有沙、费、屠、桂、徐JC及李、潘、胡等八人。由于下包社员未到麦斜,第三、四车也得由上海青年下包,可谓是搭空车回队之代价。午后第二批去龚家,我也去了。我同第二车的八人和毛、董及徐JC等一、二队的部分人一起乘第四车回来。下第四车时,人较多,有十多人,速度较快。唯一不足的是,到新街上以后下起大雨,在大富坪躲雨,身上淋湿了一点。

【忆与议】

记得到云庄插队不久,1969年九大前后,我们插队所在鸡峰公社大兴土木,在公社所在地——麦斜镇建造塑像,因为附近的龚家村有一处毛泽东旧居,说是当年毛和林率领红军路过那里,住了一晚,所以开辟旧居纪念馆云云。曾经有知青悄悄议论过,一个晚上也是故居么?不过,这样的疑问成不了大气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知青还是为自己能够生活在正副统帅曾经住过、战斗过的土地上而兴奋不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塑像并没有建起来,对近在咫尺的龚家村旧居也迟迟没有前去瞻仰的消息,以至于直到四十年后的2011-04-06我还在《难忘映山红,网游红土地》中言之凿凿地宣称:虽然那些年我们知青常去“鸡峰公社”所在地麦斜镇,但是从来没有到旧居去参观瞻仰过。再则,那时候也没有“红色旅游”之类的活动,以至于我们这些“接受再教育”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都与之无缘。

现在从自己的日记里发现,单纯的记忆未必是可靠的。而1971-8-25的日记则表明,即使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对于参观领袖旧居也不是那么毕恭毕敬、满怀深情的。那天的日记里对参观现场的景象没有只字描述,而是记录了知青为了“以车代步”而顶替运粮社员卸车的经过。

日记中的(艾)林长、王贤明分别是当年云庄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的儿子,也是云庄大队在1969年4月利用插队知青的安置费买来拖拉机以后最早的两个驾驶员。当时的拖拉机除了农忙下田耕耙以外,最主要的任务是跑运输,车斗里常常是高约一米的柴堆,搭车者坐在上面确实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那天“运粮”是指到公社粮管所仓库交粮,车斗里也是堆得高高的麻袋粮包。各生产队安排劳动力在生产队仓库处装车,随车到公社粮库,卸车、拆包(因为稻谷在粮仓里是散存的,麻袋则周转使用,所以到了公社粮仓后必须有拆包这个操作程序)。从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当时是每天安排七个劳动力“运粮”,随车往返于生产队仓库和公社粮仓之间。隐约记得一天往返四到五次。那天“王贤明不肯让七个下包社员和好多个上海青年同时坐车”,也许是为了保证路途安全吧。当时云庄到公社粮站近30里的道路有一半路程是机耕道,坑坑洼洼,拖拉机拖斗就像是摇晃不已的小舢板,人货混装,毫无安全可言。

到了公社粮仓以后,记得是有地中衡(地磅)过秤的,重车和空车各称一次,即可算出交粮的数量,所以无需一袋袋称重。无法避免的是,那一百几十斤重的粮包必须用人工掮到谷堆顶部,此等模样与感受跟电影里码头上的“苦力”相比是毫无二致。一步一步“杭育杭育”到达谷堆顶部,侧身甩在谷堆上,随即有人拆包、倒入谷堆,掮包者(即“苦力”)则得以稍稍休息片刻,等待着把倒空的麻袋带回拖拉机拖斗。伴随着倒谷,呛人的灰尘腾空而起,昏暗的仓库里空气混浊不堪,再遇到汗水就可想而知了。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与心情之下参观故居,结果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倒是牢牢记住了交粮的艰辛与劳苦。

时隔四十年,品味那天的日记,突然想起那个故居究竟是何典故?遂到网上“补课”,录以备忘。

http://tieba.baidu.com/p/132611062?fr=ala0&pstbala=1  新干县麦斜镇 (百度贴吧)

土地革命时期,全镇地属县苏区。19307月,红一军团由毛泽东、朱德率领向樟树挺进,途经麦斜,前委机关曾驻龚家村。著名的《攻击樟树的命令》在此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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