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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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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忆文革——1966年那个狂热的炎夏(4) [原创]  

2012-09-18 20:00:13|  分类: 平民忆文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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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8-18之后,印象至深的是8-23开始的“破四旧”。现在从旧报纸上看到,实际上是8-18以后只过了一天,8-20,北京就开始“破四旧”了,但是正式公布于众是8-23。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好得很!》的社论,短短四五百字,大声宣布——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查阅旧报纸发现,“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及其所在的语录,就是由那篇社论首次在正式报刊上“登台亮相”于广大普通民众面前的。究竟来自何处?8-26的报眼“语录”栏刊登这条语录时注明,源于《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再后来知道才具体的日期是1939-12-21。当年就奇怪、而且时至今日也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这篇雄文没有收入“四卷”?而我们这些从小习惯于接受“听…话跟…走”教育的初中生,是第一次听到“造反有理”,极为惊讶,从8-23这一天开始努力转弯子,不再把“造反”当做贬义词。

 

当天报纸还有新华社的报道,告诉全国民众,向“四旧”的“猛烈攻击”是8-20就开始了——八月二十日以来,首都“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商店字号,在他们的宣传、帮助下,已经更换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他们向各学校革命师生倡议,迅速改掉一些毫无政治意义的学校名称。他们还向广大服务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决不再给某些顾客理怪发、做奇装异服、出售和出租黄色书刊。他们要把北京彻底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师生、革命职工和街道居民的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这天开始每天有大量详细报道,介绍北京首当其冲的具体情况。当年的社论、报纸就好比红头文件,所以,8-23,各地的“破四旧”也就开始了。对当年各地群起仿效的狂热举动,如今已有不少见诸文字。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报纸,可以对那场狂热多一层思考。

 

如今一般都是习惯于说当年“破四旧”,其实,当时报纸上连篇累牍、震撼人心的还有“总攻击”“猛烈进攻”等,此乃起始于那年8-18,林彪在城楼上那次讲话的末尾如是说——文化大革命是个长期的任务。这中间有大战役,有小战役,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一天,我们就要战斗一天,要一直打到底! 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如此狂热的鼓动,加上“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向旧世界宣战”之类辞藻,对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初中生来说很有吸引力。记得当年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到校门外的淮海路上去看热闹,剪奇装异服、剪男的大包头女的烫发等等。不过我们毕竟只有15岁,势单力薄,所以不敢动手,只知道以别人的窘迫狼狈为乐。

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人散发传单,呼吁造门牌的反,说是上海的门牌是蓝底白字,这是和国民党旗帜上的青天白日呼应的,因此号召大家改成红底黄字。我们几个兴奋起来,打算动手干一场,可是马上发现这事情不好办,门牌都高高在上,离地两米左右,哪里去借梯子呢?用红纸黄颜料,谁提供?日晒雨淋褪色了怎么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还是让有关部门去做永久性的吧。于是,不了了之。

我们想模仿数十年前的“五四青年”,就到公交车上宣传革命。校门外就有无轨电车、有轨电车,车水马龙,于是四五个一伙、五六个一群地上车,站在驾驶员后面、发动机旁边,读语录,喊口号,唱歌曲,声嘶力竭,口干舌燥,也没有赢得多少乘客欢迎鼓掌。

百无聊赖之中,迎面看到一个军人在逛街,敞开着风纪扣,因为八月下旬的天气很热。我们几个心血来潮,上前行了一个少先队队礼,指了指军人的风纪扣,军人有点不耐烦,皱了皱眉头,还是把风纪扣扣上了。我们几个得意洋洋笑了起来。此事印象颇深,因为就在淮海路的闹市人行道上,行人不少。有人不解:“你们是什么意思?”答曰“风纪扣是不能敞着的。”不记得我们是从哪儿学来的。如今看到当年报纸上一条消息,估计与那次“纠正军纪”有关。1966-8-271版——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中国人民警察的服装,经国务院批准改革,于九月一日至十日在全国开始实行。新的民警服装样式,上衣为草绿色,裤子为藏蓝色,戴解放帽、国旗帽徽、全红领章。自实行之日起,旧的民警服装予以废除。——自此以后,警察的大沿帽取消了,与陆军军人的差别在于裤子的颜色不一样。

那场“总攻击”的一大“战场”是众所周知的改名字。厂名、店名、路名、校名……无一幸免。我家所在的西藏路就有人要改为“翻身路”,当时就在心里嘀咕:西藏是不是也要改名?看到许多传单在呼吁把上海改名“七一市”,意在七月一日建党节,对此又不免诧异:这“公历”来自西方,是不是也要改?诸如此类的猜疑虽有一些,终究抵不住“革命洪流”的冲击。记得有一天上午,刘、郑、徐、张和我等几个同学聚在学校的中大楼东侧校园里闲聊,说到上海的文汇报的报名,是不是也要“革命化”一下?于是就由思路快捷的刘带头起草,由毛笔字快捷的我执笔,写一份大字报“造反”,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文汇报的来历,也不知道报名是何人的笔迹。正巧殷校长走过,就向他提问,年过半百的他如实告知:“我也不知道。”我们无可奈何,只能空空洞洞下了“勒令”——立即改名为红卫报。随后,大家向总务处借了一辆人力三轮货车(沪语称之为“黄鱼车”),来到报社(当年在外滩附近的圆明园路149号)门前张贴。已经是近午时分,原本清静的圆明园路,更加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我们几个也不敢惊动报社,带着几分胆怯,朝大楼门口里面张望了一下,就在大门对面的墙上匆匆贴完大字报就回校了。想想此等“造反”是何等的幼稚可笑。现在从1966-8-25的报上看到新华社一则《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的报道中说——上海《新民晚报》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建议,从二十三日起改名为《上海晚报》。由此看来,上述记忆是可靠的,时间肯定在8-23以后。

颇为意外的是,如今在当年报纸上看到,1966-9-5刊登的“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单项比赛安慰赛优胜名次”中,有这样的名字:男子单打亚军李富勇(原名李富荣,中国),女子单打亚军李力(原名李莉,中国)。恐怕只有亲历文革的人才能一眼看出其中的奥妙来,也可能没有人还记得赫赫有名的李富荣在那个狂热的炎夏曾经改名李富勇。他是上海人,沪语中荣、勇谐音,如此改名在当时十分普遍。

我不由得想起,当时我也和弟弟议论过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如何实现“名字革命化”。最方便的就是选取一个四字的成语,要满足“革命化”,又要尽可能接近原名,似乎最合适的就是“坚强刚毅”,可是实在太一般化了,肯定会重名。于是,小心翼翼问爷爷爸爸妈妈,他们没有一个接口,于是就不了了之。两年后,1968-11,我“自愿”去江西插队,没想到老师和同学中还有人念念不忘“名字革命化”,我正在火烧眉毛似地准备出发,无心考虑此事,但又无计可施,就问正在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在“牛棚”里的爸爸,他想了半天,说,改成“从人”吧,意思是“服从人民”,与原名大体上谐音,也符合班主任老师在送给我的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大家同意了,并商定在到达插队地以后报户口的时候办理改名手续。后来证明,这些是绝对的天真,以为外地农村的户籍迁徙手续和上海市区是同样的程序,其实,那里根本就没有户口本,也没有报入户口的手续(因此,下乡后不久就有人说,农民与城里人相比是二等公民,实在值得回味和深思)。于是,“纠结”了两年多的“名字革命化”就此终结。(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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