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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知青》电视,说“知青”往事(十一) [原创]  

2012-06-27 20:08:01|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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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知青这样走向成熟

看到电视剧里赵曙光声称与已经入伍的冯晓兰有一个十年之约,信誓旦旦:一定不会丢下坡底村的村民,不禁想起了当初我们刚刚抵达插队之地时,信以为真地以为真的到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虽然也知道自己不谙农事、不懂农活,但是以为自己是来自大城市的中学生,政治学习毕竟领先一步,更有的还带来了“红卫兵小将”的派头,“下车伊始”就对农村阶级敌人展开无情的批判斗争,甚至还有武斗行为。幸好集体户里大多数的知青反对这样的举动,这样的事情没有继续发生。“阶级斗争”概念经过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教育”以后是逐步“走向现实”了。

但是,“路线斗争”概念依然困扰着知青。1969-5,生产队开展副业生产,采用“包工”方法,实际上是按件记工,多劳多得。当时山外有人需要一批竹梢,生产队就决定发动村民,到山上竹林里寻找扔弃的竹梢,剔除枯死或霉变的,按一定的直径与长度的要求,交到生产队,按数量记工分。所以,熟悉周遭山林的村民是得心应手、满载而归。而人生地不熟的知青,尽管热情再高、干劲再大,也只能是事倍功半,铩羽而归。当然,不排除有人违规砍伐整根毛竹而单纯谋求工分,也确实有人捉弄知青、糊弄知青。知青的“护身符”是挥舞政治上的“批资反修”大棒,以反对两极分化而挑起了一场争论。虽然下放干部及公社驻村干部支持知青“批判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但也没有产生什么作用,毕竟基层干部群众对按件记工的方式乐此不疲,空头政治得不到响应与支持,所以知青只得偃旗息鼓。

天真幼稚的知青走向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1970年夏末秋初,又爆发了一场争论。知青对双抢大忙中“同工不同酬”十分不满,生产队干部则把知青的不满上升到“工分挂帅”来批判,强调知青首要的任务是认真接受再教育……。正在此时,生产队奉命开荒种植旱地农作物,而开垦荒地又一次采用计件记工制。知青立即趁机发泄,搬出当时正在“深入广泛地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强调大寨不搞计件记工制,把计件记工的做法扣上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与“种田为革命”背道而驰的大帽子……。这一次冲突又不了了之,因为知青开始上调了,既然早晚要离开,就不必斤斤计较、锱铢必较了吧。

所以,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中,知青的“路线斗争觉悟”背后隐藏着与当地农民之间基于经济利益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解决也只能是“解铃需要系铃人”。

链接:

1968日记选(11锤炼红心的豪迈气概

1969日记选(33知青发起“批资反修”争论

1970日记选(40知青究竟挂么帅

 

42)也说知青与教育

兵团战士张靖严因为写的几首悼念周总理的诗传到北京导致张被捕而结束了戏份。这个角色有一个重要身份,北京的高中生担任了连队小学的校长,还自编了课本。知青当老师,确实不少。据我所知,在江西建设兵团里甚至有69届的中学生在下乡几个月以后就当上了小学教师。而我插队所在的村子,下乡半年多就让一个女知青、68届初中生当起了本村小学的“全科”教师。尔后陆续又有两三个女知青(均为67届初中生)先后任教。原因均是她们患病,需要照顾。时至今日,有关知青还是感恩的。

其实,我们那个村里不乏“土生土长”的高中生!但是他们的家庭出身也“高”,都是中农子弟,让他们当教师不符合“贫下中农掌握文权”的“革命路线”。在那个年代里“政治第一”高唱入云,教育质量如何是次要的。1972年夏天,我偶尔路过村里的小学,只听见老师在高声领读:“大雨落ling燕,白浪滔天……”。我忍不住停住脚步凝神细听,竟然又是一遍领读“大雨落ling燕,……”,之后是学生们自己朗读,自然还是“大雨落ling燕,……”。我急忙离开,那可是伟大领袖的光辉诗词啊——“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吃饭的时候我问那位知青教师,刚才是在上什么课,她回答说,那是上语文课,内容是毛主席诗词。我问她是什么内容,她脱口而出“大雨落ling燕,……”众插友闻声大笑,怎么把“大雨落幽燕”读成“大雨落ling燕”呢?她说:“不就是‘幽灵’的‘灵’字吗?”原来如此!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她们这些“赤脚教师”没有经过岗前培训,有的科目也没有合适的教材(如语文,初小阶段就读古体诗词)……。

忆及这些往事,不由得想起,我们1968-11下乡以后就看到,人民日报上有关于“把农村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现在从网上查到此事原委——196811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公社教育组长)、王庆余(公社教育组成员)的一封信,该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侯、王认为,这样做有五点好处:(1)“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县文教局领导中心校,中心校领导高完小,高完小领导各小学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使小学直接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2)“有利于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3)真正落实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4)“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一些被清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就可回本大队监督劳动改造。地富子女回本大队教学,也便于受到群众的监督”。(5)“可以减轻国家负担”。以上就是所谓的“侯王建议”。

这一建议的核心是,公办教师举家下放,到生产队拿工分,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在“贫下中农掌握文权”的口号之下,“民办小学”遍地开花也就是不言而喻的。农村教育固然“大普及”“大跃进”了,质量又是什么模样?时过境迁之后,还是应当记住当时的大环境,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43)想起了北京知青的幸运

那个在1974年招生过程中3刺激、罹患精神病的兵团战士沈力在发出“我想回家”的呼喊之后,被送回北京治疗,及至1976年春末初夏,感觉良好,提出要回兵团。这使我想起前两年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北京的下乡知青是幸运的》,作者是原北京市知青办信访处处长徐连泉、离休干部。其中突出介绍了北京在19751976年,“大量的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病困退返城,没有被当作右倾回潮批判,比其他城市知青早回城三、四年。”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1962年到1980年,北京市上山下乡的知青共有68万多人,其中到外省区插队、插场的约27万人。这期间,1962年至1966年插队、插场青年为11600人,19671980年到外省区插队、插场的青年为25.9万人,1980年以后主要在本市郊区、县插队人数为38.78万人。回原籍务农的未计算在内。……1975年春节,下乡知青回城探亲,反映了他们在农村的困难,北京市知青办把他们的困难写了专题报告。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北京市知青领导小组组长的谢静宜同意,多子女下乡家有困难和有病的知青可以办病困退回城。……并决定把批准病困退知青的权限,由市知青办下放到各区、县知青办办理。……

19754月,由市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磊主持,召开各市政府所属局、区、县知青办主任会议,传达了上述精神,开始办理病困退工作。1976年初,北京市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谢静宜在一次全市群众大会上,公开点了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后台。当年,上海、黑龙江、内蒙、山西、陕西、云南等省市反映北京市“突击病困退”,是“受右倾翻案风影响”等。……截至19762月底,已回城的北京市病、困退青年达8万人。北京市知青领导小组于当年3月中旬召开会议,谢静宜主持。她在会上表示,市知青办把关不严,回城的人多了一些,是工作方法问题,不属于右倾回潮。但今后应按照病困退条件把关严一些。王磊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并未停止办理病、困退。……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时间里,大量的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病困退返城,没有被当作右倾回潮批判,比其他城市知青早回城三、四年。粉碎“四人帮”后,其他城市大闹返城风,如外省、市到云南省插场的知青于1978年底分两批到天安门广场请愿,要求返城,而北京市没有发生这类事件。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为数不少的返城青年经过统一招生考试,升入高等学校学习,得到了深造的机会,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全文可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a4019f0100gm7r.html  。这是一份值得注意的上山下乡运动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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