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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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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1970日记选(33)第二次参加双抢(再续) [原创]  

2011-05-21 20:38:30|  分类: 1970日记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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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日的日记,唤醒了对当年“树标兵、高工效”的记忆。

 

1970. 8. 8 星期六 晴

今天又是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坚持出了一天工。今天出工特别早。昨晚裴部长要七根今天树标兵。七根在三点半就吹了哨子。我们也起了床。七根、树茂、志和、陆四人组成战斗组,四点半开始战斗,直到七点半才收工,全天割谷2000斤以上,每人平均近六百斤。

春林、国栋、迎祥、润英、惠香、费、李和我,共割谷2000多斤,超额200多斤。

【忆与议】

从1968-11以来的日记中看到,1969冬天修水库开始出现“再来一次大跃进”的口号,同时也出现了“劳动竞赛”“挑战、应战”等形式(参见《亲历“新的大跃进”》),但在1970春插时则没有采用这类形式,到1970双抢时“劳动竞赛”复出,名称是“树标兵”。从无意之中留下的记录来看,这样的“竞赛”并非“群众的自觉行动”,而是来自公社干部的要求,尔后出现此伏彼起的热潮,表明“群众发动起来了”。

 

1970. 8. 9 星期日 晴

又坚持出了一天工。上午精神还可以,下午就不行,无力割快了。今天由于QG安排不好,竟在下午加了三人,结果未能完成任务,还差80—90斤左右。今公布,昨天七根创纪录,平均每人割谷587斤,每十分底分为716.7斤,超产  斤。刘、郭今天早上受FX的气,上、下午未出工。晚上只听得他们大发牢骚,什么“读书无用”,“前途渺茫”,实在刺耳。

【忆与议】

没有记住第一次“树标兵”的超产实绩,但是记下了知青难以发泄的愤懑,录下了知青对插队之路的迷茫。

 

1970. 8.10 星期一 晴、多云

陆、费两人昨晚决定今天搞栽禾高工效,胃口很大,要栽6.9亩。早上很早就起身了,我因太累,直到5点多才醒来。早工和李到乌坑扯水秧60只。上午到坑后点秧挑秧,挑了三担,秧完结束,三担有秧近500只。挑秧结束,陆身体不适,回家。我就接替了他。中午没休息多久,1点半就出工了。全日栽了4亩。工效不低。

四班除胡、夏外,今天晚上起搞高工效。加恒、高生两人昨晚至今通宵(仅睡两小时),平均每人割谷900多斤。沙、屠两人今搞打禾桶,累得要命,还差4斤。

【忆与议】

这一年的立秋日是8-8,不记得为什么到8-10还在起早摸黑插秧(后季稻)?日记中“高工效”的说法也就是“树标兵”之后的“群起而仿效”,在没有什么新技术新农具的情况下,“高工效”的实质就是延长劳作时间,拼体力。

 

1970. 8.11 星期二 晴、多云

今天费、陆、李和我四人加上国栋(5人)组成一个禾戽组,底分低,指标低(当然产量也不高),到中午即完成了近千斤,只剩165斤了。下午加了个志和,增加了98斤,但也无妨,从容得很,不紧不慢,还超额了100多斤。事实上,大家都很累了。费昨天栽禾,陆日前搞标兵,体力消耗很大。我则是在坚持又坚持,真可谓硬撑。

今公布,8月9日,正英、润祥栽禾,每人3.79亩。8月10日,加恒、菊孙割禾,平均每人割谷948.5斤,共割1891斤。8月10日,费、陆栽禾,平均每人2亩。在这以前,德才等5人栽禾,平均每人2.2亩,10分底分3.6亩。风祥禾戽组超产634斤。今天德才禾戽组又和四班竞赛。社会主义革命竞赛轰轰烈烈,蓬勃开展。张因得疟疾,上午起不得不退出战斗。我和费、陆早工后帮四班各挑一担。我一担有137斤。

今公布的红榜中,仅写了陆、费两人的名字。开始我心里怏怏不乐,觉得委屈、懊恼、吃力不讨好。但后来渐渐感到这种思想不对头。我不应该为个人争荣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争气,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晚上吃新米饭、新米粥。大家都感到格外香甜和亲切。因为这是辛勤劳动的丰硕果实呀!

【忆与议】

无论是叫“树标兵”还是“高工效”,这样的“竞赛”里面有很多说不明、道不白的名堂。

栽禾(插秧)以田亩数为“竞赛”的目标值。看起来很简单:一块块田的面积数字不是一目了然的吗?恰恰相反!使我们知青不可思议、大惑不解的是,当年农村中最基本的参数之一——农田面积居然是一笔糊涂账!

当时就听村里人说,此事起源于民国时期,政府采用航拍的办法获得照片,并被确定为具有法律效力,以这些照片为依据,对山沟里的梯田逐块确定面积。由于航拍的结果有一定误差,就出现田亩数或紧或宽的现象,即田块的实际大小与航拍照片给出的数字这二者之间不一致,所以,就把实际面积小于法定面积的称之为田亩紧,反之即为田亩宽。对于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况,又规定了只有政府的有关管理部门才有权更改数字。据称,这些数字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与确定粮食征购任务有关,所以不能任意修改。而核准田亩数这一工作从来没有开展过,“名不副实”的田亩数也就一直延续下来。

另外,航拍之后几十年里还发生了不少实际变化,例如有的相邻的小田块合并成大田块,田埂减少了,耕作面积增加了,但是基层无权据实修改田块数量和面积数字;又如开挖了水沟或修筑了拖拉机机耕道这样的农田基本建设,减少了耕作面积,同样无权按实减少面积数字。这就造成了新的“名不副实”。但是,同样也不能由基层生产队自行修正田亩数。

在开始实行“多劳多得”的“计件记工制”以后,生产队的干部常常在晚上开会,讨论各小组之间在田亩数上合理搭配,防止明显的“合算”和“吃亏”。到了“竞赛”的时候就更加看重田亩数了。如果傻乎乎地自告奋勇地搞“高工效”、随心所欲下到田里就开始“竞赛”,那么十之八九会在田亩数上吃亏。总之,在“竞赛”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猫腻。

 

1970. 8.12 星期三 晴

今天休息一天。今公布,昨天,汤、毛、董、胡、徐、郜六人共割谷4002斤,超产2566斤,平均每人667斤,十底分千斤以上。另外,德才、年祥、永新、高英、当仔五人昨割谷4005斤,平均每人801斤,十底分925斤。

【忆与议】

这天的“竞赛”结果,知青并没有全盘皆输,“竞赛”对手在人均产量上取胜,但按十底分的计算结果则是知青占优。其原因在于知青的工分底分普遍较低。不过,知青从上述结果中产生了更多的想法,从对手的组成来看,他们五个人的底分是三个高、两个低,但是按照惯例,他们五人不可能大体平均地获得当天的工分所得,尽管在割禾的此时此事上大家的贡献并不像底分表现出来的那么大的差距,但是有一条是不可逾越的——底分是记工的依据,所以,“同工不同酬”,底分低的人必定吃亏。由此而想到了知青自己,觉得应该提出要求“独立”,即:农忙季节里由知青单独组成小组,就有希望在“计件记工制”的情况下打破知青底分偏低带来的不合理记工结果,这样,至少能使知青在最劳累的农忙季节获得相对合理的报酬。不能公开的说法就是,避免在“混合编组”的情况下知青“被剥削”。后来的情况也是这么发展的,次年(1971年)春插开始就出现插队知青季节性的“独立”成组,并且一度红红火火、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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