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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日记选(14)科研怎么搞?“随便你们” [原创]  

2011-03-06 09:30:09|  分类: 1970日记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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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作为一个念到初二年级就被迫辍学的识字青年,没有经历过任何专业学习和培训,一旦“委以重任”参加“科研小组”,还是想认真干活、虚心学习吧。可是,事情的发展实在出乎意料。

1970. 4. 8 星期三 晴

早工挑猪粪。我和桂各挑4担,5号田4担,6号田4担,共8担。

上午照例送肥。桂不再参加科研小组的送肥,而回到自己组里去了。他昨天对刘说,过几天他搬出来住了。前几日他也几次对我说,过几天准备退出小组。我征求老周的意见。老周说,等老胡回来后再说。我本来也打算回组,但最后还是采纳了刘的意见:一个人去挑!上午共挑了8担,其中6号田6担,9号田2担。下午还是一个人“唱独角戏”,9号田1担,6号田1担,10号田5担,均猪栏粪。休息以后,挑塘泥5担,下于11号田。共12担。全天共计28担。

下午出工时,恰遇支书,我问他“下午是否仍给试验田送肥?”他说“随便你们嘛”。下午他就在试验田附近拖泥船。

晚上基干民兵开会,评五好战士。反正评来选去还是那么几个。睡觉前,桂说,日内将床搬回宿舍去。这是我也赞成的。他还说,以后试验田活计干完后,就回组劳动。

【忆与议】

当时为了解决“出工不出力”的难题,生产队对送肥制定了指标,完成了指标即可回家,增加了村民自由活动的余地,受到了大家欢迎。知青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其中主要的一点是知青“大食堂”有每月每人交柴的指标,如果早早完成生产队的劳动指标,就可以去砍柴,免得以后砍柴占用出工时间而少挣工分。这是插队知青面对生活的现实不能不考虑的实际问题,而那些空洞的“热情、理想、奋斗”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从4-1宣布“科研小组”成立,4-3小组“办公处”开张,4-5小组活动开始,一直只有三个“上海人”(两个是上海知青,一个是原籍上海的本县下放干部)在忙活,都没有农业生产知识,能忙活些什么呢?而作为“科研小组”成员的干部LX、老农JL则从未在“小组”中露过一次面。支书那句回答:“随便你们嘛”,使我大惑不解。

 

1970. 4. 9 星期四 阴雨

半夜起下起倾盆大雨,终日未止。早上送肥三担。我和桂仍往试验田送。今天是11号田,6担塘泥。早工结束,身上被雨淋湿百分之五十以上。故上、下午工均未出。上午,先换去湿衣服,然后与刘、沙玩扑克,直至中午。午饭后,想写信,但心思集中不到这上面来。近三点钟,徐召集未出工的同学开会,商量了一些有关大食堂的事情。会开到五点钟结束。晚上也没什么事。八点半,听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后就去睡觉了。睡在科研组很枯燥,又不方便。

【忆与议】

那些年无聊的时候最常用的解闷方式是玩扑克,虽然自己每每觉得是虚度光阴,但又不想鹤立鸡群,还是追随大流吧。此种心情是很痛苦的。所以到1975年“病退”回沪以后,我决计与扑克绝交,从此再也没有玩过一回。

 

1970. 4.10 星期五 阴雨

大雨一直不止。早工送肥4担。我和桂仍送试验田。7号田,6担塘泥,2担牛栏粪,共8担。

近两天来,我对科研小组似乎是越来越失去信心了,本来劲道很足,自8号后,我越想越馁气了。开始我的信心尚大,决心坚持下去。后来,支书说“随你们的便”,就开始有些泄气了。昨天以来,更觉得“没味道”了。而队里对科研小组也太缺乏关心与领导了。怎么办呢?不知其所以然也!

【忆与议】

在“科研小组”开始活动以后,我望眼欲穿的是希望能够恶补农业生产科研知识,因为我不懂生产,也不懂科研,满以为干部和老农已有安排,我会在努力劳动的同时学习做好科研方面的事情。不料,支书如此回答,实在大失所望。如今想来,也实在怪不得支书,他以及其他干部和下放干部都是按照上级命令办事,对于科研也实在是不知道个所以然,因此。我问支书也等于白搭。进而言之,那个时候把“科学种田”喊得震天响,实际上是一场“大跃进”式的闹剧罢了,把来不得马虎的科学研究变成了滑稽。

记得我们两三个“上海人”天天往那几块“试验田”里送肥,村民们不屑一顾地说:“我们谁不知道多下肥会增产啊?这也要做试验吗?”我等知青哑口无言,下放干部也当作没听见。村民们说的是真话、实话啊!当时我们所在的云庄一直被批评是“老三百”(意思是亩产一直在三百斤上下徘徊),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肥料,一些山高路远的田块几乎年年无肥可施,无止境的获取却没有必要的投入,显然是亩产无法提高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自然环境条件(如山区的日照、气温、水温等等)对水稻生长和产量的影响,这些都是后来慢慢了解到的一些肤浅知识。但在当年就只强调亩产。

其实,当年的亩产要求也大有“一刀切”之嫌疑。按照《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又称“四十条”。新华网、百度百科等网站上均有全文),对粮食生产有这样的要求:“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整个中国都要在十二年之内实现亩产翻一番甚至更多,对偌大区域里各不相同的自然条件,只是轻巧地带过一句话“其中的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另外规定增产指标。”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理解执行的,恰恰相反的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提出了“长江以南要达到亩产一千斤”的口号。当年还把八百斤、一千斤的亩产指标形象化地称为“过淮河”“跨长江”。

结果呢?时间已经到了七十年代第一年,我们那儿亩产量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五年的要求!更遑论翻一番、“过淮河”“跨长江”了。虽然在六十年代初期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样的“三大革命”口号,但事实上是把阶级斗争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而生产、科研也不时采取“群众运动”方式。且不说我们知青在农村那么多年,压根儿就没有看到过《纲要》;就是科学实验,在那个时侯也是只知道按照上级通知办就不会错。在我1970-5的日记里,记载了“大队革委、三队支部、民兵的试验田,亩产指标分别是1200、1400、1100”。当然后来没有人提起这样的豪言壮语,也没有人追究空话、大话的责任。若无日记,我也早就把它们忘记得一干二净,倒是村民们的真话、实话至今仍在脑海中回旋。

直到八十年代我从事科技工作以后,从切身体会中懂得,科学研究决不是可以一哄而起、采取群众运动乃至大跃进形式的。联想到无疾而终的“科研小组”,农村要发展并不是只有提高亩产量一条路可走,即使是要提高亩产量也不是简单的埋头苦干就能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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