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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知青的幸运(二) [原创]  

2011-12-09 20:25:34|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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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那个信息封锁闭塞的年代里,虽然亲历了上山下乡的潮起潮落,但对其中的细节缘由并不明白。反而常常把自己的经历与感受误以为都是相同的或差不多的。《幸运》一文道出了北京知青的幸运转机及其内情——

从北京市的知青上山下乡情况看,“文革”前到外省插队的侯隽、杨华等人与“文革”中大批上山下乡知青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根据国家需要自愿下乡的,后者是“文革”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的政策使然,是导致城市后备劳动力断层的一次决策失误。然而,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转机。

1974年10月11日,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都要团结。”同时强调:“要把经济搞上去。”1975年初,邓小平同志出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接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后,集中群众的意愿,对国民经济各系统进行全面整顿。

上面这段话说明了出现那个幸运转机的大背景,那可以说是文革经历者人人皆知、耳熟能详的;而以下内容涉及民生大计、非同小可,但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公之于众的,更受当时信息传递手段的限制,充其量只能在某一地区小范围悄悄传说而已。文中值得注意的关键之处是:1975年春节,下乡知青回城探亲。北京市知青办把知青反映的在农村的困难写了专题报告。由时任市委负责人同意,多子女下乡家有困难和有病的知青可以办病困退回城。市知青办又拟订了病困退的条件,并决定把批准病困退知青的权限,由市知青办下放到各区、县知青办办理。尔后,开始办理病困退,虽然遇到了1975年11月份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有外省市对北京“突击病困退”的指责,但是北京在口称“把关从严”的同时并未停止病困退。到1976年2月底,已回城的北京市病困退青年达8万人。原文如下——

在这一背景下,由于北京市几年没有招工,工矿企业发展需要新生劳动力。北京市政府上报国务院,并经国家计委批准,制订了到外地下乡知青中招收4万人的计划,并召开专门会议布置招工工作。会议期间,上海市知青办主任把北京市招工情况向上海市委报告,当时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是上海市委常委。北京市招工会议还未结束,接到国家计委通知,就被停止了。

1975年春节,下乡知青回城探亲,反映了他们在农村的困难,北京市知青办把他们的困难写了专题报告。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北京市知青领导小组组长的谢静宜同意,多子女下乡家有困难和有病的知青可以办病困退回城。此前,市知青办曾组织两个调查小组进行典型调查,一个是天桥街道(龙须沟地区),工人子女下乡的多,多子女下乡的多,家庭困难大。另一个是月坛街道,这里党政机关干部多子女下乡的多,家庭老弱病人多,身边无人照顾,困难大。根据以上情况,市知青办拟订了病困退的条件:1. 三个子女以上下乡的回城一个;2. 两个子女下乡父母困难身边无人照顾的,也可回来一个;3. 独生子女下乡的,家中老弱病残等困难较大者,经调查属实,也可回城;4. 下乡几年,确实有病,经医院开俱证明,可以病退。并决定把批准病困退知青的权限,由市知青办下放到各区、县知青办办理。

当时,市知青办与公安局商定,凡区县知青办批准病、困退的下乡知青,都允许入户口。同时,市知青办对随父母去干校的青年、首钢在河北迁安县铁厂的青年和军马场的青年,算不算知青的问题,都根据不同情况加以解决。

1975年4月,由市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磊主持,召开各市政府所属局、区、县知青办主任会议,传达了上述精神,开始办理病困退工作。

1975年的整顿本来是毛主席提出的,但到了该年11月底中央召开会议,他又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原想的整顿决不容许否定“文革”的理论,只能是在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前提下的整顿。当时一直窥测方向、蓄谋篡党夺权的“四人帮”乘机实行奸谗,风云顿时突变。

1976年初,北京市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谢静宜在一次全市群众大会上,公开点了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后台。当年,上海、黑龙江、内蒙、山西、陕西、云南等省市反映北京市“突击病困退”,是“受右倾翻案风影响”等。

截至1976年2月底,已回城的北京市病、困退青年达8万人。北京市知青领导小组于当年3月中旬召开会议,谢静宜主持。她在会上表示,市知青办把关不严,回城的人多了一些,是工作方法问题,不属于右倾回潮。但今后应按照病困退条件把关严一些。王磊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并未停止办理病、困退。

结果到1979年底,北京市到外省市下乡的病困退返城人员达到11.8万人,另有部分人被当地招工、提干、升学、当兵和随父母返城等,约有十余万人。只有少数人留在农村。本市郊区下乡青年中,除9.18万人病、困退、当兵、升学外,其余29.6万人被招工回城。1980年9月6日经中央、国务院发文,下乡知青遗留问题,归劳动部门管理。

在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时间里,大量的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病困退返城,没有被当作右倾回潮批判,比其他城市知青早回城三、四年。粉碎“四人帮”后,其他城市大闹返城风,如外省、市到云南省插场的知青于1978年底分两批到天安门广场请愿,要求返城,而北京市没有发生这类事件。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为数不少的返城青年经过统一招生考试,升入高等学校学习,得到了深造的机会,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8万知青病困退回京,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在本文(一)中已经述及,1967至1980年北京到外省区插队插场的青年为25.9万人,其中1970年以后去外省区的只有2万左右。即使把25.9万人统统算作1970年以前去外省区的,那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病困退回京的8万人,就占了25.9万人的30%以上!这样的信息在当年是京外老百姓不可想象、也无法得知的。由此看来,这样的“70年代中期出现的转机”的的确确是北京知青莫大的幸运!

我看到《幸运》提到,“到1979年底,北京市到外省市下乡的病困退返城人员达到11.8万人”,这就是说,25.9万人有45.5%是病困退!所以,想到了上海地方志里有关病困退的数据资料。由于没有这方面全市性的统计数字,就从区县志中收集到8个区的有关数据,汇总得到下表:

也说知青的幸运(二)  [原创] - 网中人 - 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上海8个区的72.4万知青中,只有18.3万人是病困退回城的,比例仅为25.3%!当然,这个比例是以8个区全体知青人数为基准的。而这8个区跨省下乡的人数是41.8万。所以,如果把这8个区合计病困退18.3万全部看成是跨省知青回城,也不到44%,事实上。当年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单独“优惠”跨省下乡知青的。所以跨省知青病困退回城的比例在25%~44%之间。

而从上述8个区72.4万知青有41.8万跨省下乡、比例为57.7%这个统计数字来看,当年北京全市67万知青中有25.9万跨省下乡,比例约38%,二者的差距也是明显的。

至此,初步解开了七十年代末在我心头留下的一个谜:上海等地知青“闹事”,为什么北京的知青那么平静?原来,北京的知青问题特别是跨省下乡的知青问题,早在1976年初就基本解决了。相形之下,上海在那时候做了些什么呢?(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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