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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中人的不老阁(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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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1969日记选(19)第一批与第二批知青[原创]  

2010-05-20 14:25:47|  分类: 1969日记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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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在1969-3下旬的同一时刻,前后两批知青在红土地上演了迥然不同的活剧。

 

        1969. 3.22 星期六 阴雨

    刘近午时分回来。他与张一起请假回来的,明天早饭后返队。···第二批来江西插队的已到。此次到鸡峰公社的,没有班排编制,十分松散,流氓习气甚重,抽烟酗酒,谈情说爱,乌烟瘴气;有些人甚至随身带刀,并强行要求打铁工场为他们打匕首;还有一些人,一到这里,什么都过不惯,甚至一下车就抱头痛哭,说上海把他们卖到江西。这一切给老乡们造成极坏影响。

    【忆与议】

    这是1968-12-21最高指示发布以后到江西新干的知青的初始情况,一度反映强烈。与我们这些在1968-12-21首批下乡的知青形成明显的反差,以至于在公社、县城都“谈虎色变”——

        1969. 3.29 星期六 阴雨

    因为第二批来江西的上海青年中流氓阿飞甚多,鸡峰、新干搞得人心惶惶,故我决定周后与去新干买柴刀的同志同去,上医院检查一番。

    【忆与议】

    我因为身体不好,早就打算去县医院检查,但“抱病坚持”到“批判栏、献忠栏”完成。正要动身,却意外地发生了第二批知青造成的“人心惶惶”。

    这种事情的发生说明什么?12-21最高指示是一项相当轻率的决定,或者说是一项极端理想化的政策,满以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号令一下达,“城里人”就会自觉响应,“乡下人”就会热忱欢迎,实在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有人“在城里吃闲饭”的地方,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上山下乡一片红”,再现大跃进式的“你追我赶放卫星”狂潮,就能在霎那之间解决“吃闲饭”难题?“农村广阔天地”这样一个进行“再教育”的“大学校”就在“一声令下”之中轰轰烈烈地建成、立马容纳千百万来自城市的毫无思想准备的知青、并使他们“茁壮成长”?

    事实上,千百万城市青年人的上山下乡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则是人的本性。纵然各种形式的上山下乡有过一些“试点”,但无视现实社会的复杂状况,寄希望于没有基础的群起效尤,以政治运动的方式突击推行扩大化,就从一开始注定了这个运动破灭与失败的命运。

    言归正传。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件与知青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

 

        1969. 3.28 星期五 阴雨

    沙与徐今天早饭后去梅峰大队开会去了。据说是有关自力更生干革命的。前些日子就在传说要把安家费上交云云。

        1969. 3.30 星期日 阴雨

    ···下午徐、沙等去梅峰大队开会的同志回来了。果然是有关自力更生干革命的事。明天将办学习班专门讨论此事。

    【忆与议】

    当时全国上下在迎接“九大”召开,“献忠心”活动此起彼伏。知青怎么办?献什么?不知道是谁首先倡议了上交知青安家费,在我们中间“自力更生干革命”就成了热点话题。

 

        1969. 3.31 星期一

    早上欢送宣传队同志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后办学习班。徐传达梅峰大队现场会的精神。二班送来了献忠书,决心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从4月份起不拿国家一分钱。

    【忆与议】

    日记中提到的宣传队系1969-3到村里“大抓狠抓阶级斗争”的宣传队(参见《又是一个月“阶级斗争”》)。

    首倡上交知青安家费、“自力更生干革命”的梅峰大队,一直是全县、全公社知青的先进榜样之一。至于提出这一倡议的经过细节,就不得而知了。这与他们之中确实有一批真真正正的自觉自愿插队落户的革命青年有关。而云庄大队知青六个班当中,要数二班比较“冒尖”,学习班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写就了“献忠书”。

    早饭后就分班讨论本班如何办?我们班争论得很厉害。潘、徐、陆等同志主张四月份起不拿国家一分钱。费则认为要留些余地,认为以上缴除去年12月~今年7月生活用费、购置农具费用之外的安家费为宜。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逐步统一了认识,认为,要做到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今天我们自己艰苦些,把钱上交。如果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来这么一个革命行动,那就不是230元了,而是20多亿。那么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不也是一个支援吗?费到后来似乎有些赌气了,一下子来了一个180°的转弯,提出:干脆全部上交,一分不留,一分不要,先借后还,最多自己负些债。午饭后,就贴出了献忠书,作为向九大的献礼。

    【忆与议】

    时隔四十余年,感到惊讶不已的是日记中的两个数字——安家费每人230元,全国是20多亿。如果说,230元这个数字来源于我们自己所在省份范围内的统一规定,不容置疑,那么,“全国是20多忆”这一数字来自何方?肯定不会是知青当中信口开河,而是从一定的正式渠道得到的。

    考虑到全国各地的安家费存在“地区差别”,若按人均400元计算,20多亿就是500万人!按此推理,1968-12-21最高指示发表后到1969-3仅仅三个月就有500万之众的知青上山下乡了?至少是,已经“一锤定音”的“一片红”政策就一次性地决定了500万知青的命运!不过,如今是说,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花费了三四百亿,涉及1700万之众。那么人均达到2000元上下。个中的统计口径显然不一致。

    回头看云庄知青的争议过程,从“下个月开始”甚至“留有余地”,到“一分不留、全部上交”,显然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极端革命化的。

    我觉得今天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能为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作出一份贡献,能为支援世界革命多出一份力,是我们最大幸福和神圣职责,我们自己负些债有什么了不起?祖国强大了,革命胜利了,这才是上交安家费意义所在。我们不能老是考虑自己如何如何,而应当多多为国家着想,为革命事业着想。所以,我对全部上缴安家费是完全赞成的。本来我就打算在几年劳动之后,依靠劳动积累,逐步把安家费还给国家。现在,提出自力更生干革命,马上上交,并没有坏处。虽然要负些债,但是对我们的锻炼就更大些,提高得也将快些。

    【忆与议】

    这么一段豪迈而坚决的表态,是当时的写照。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那个氛围中,不极左不幼稚不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青年人上演的“革命化”活剧,热闹忙乎了一阵子。而具体如何实施,待查。

    如今看到以上两件几乎同时发生又截然相反的事情,想想也并不奇怪,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遇到“九大即将召开”这种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许多方面都要努力“秀一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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