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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折扣地执行最高指示? 【原创】  

2010-12-30 15:51:00|  分类: 知青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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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上海地方志的上山下乡章有感

 

早在世纪之交,上海地方志就已编纂完成,而今上网公诸于世,为当代人和后来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出于对上山下乡话题的关注,我对其中涉及上山下乡的篇章尤其感兴趣,随手留下一些感想。

 

上海劳动志 >> 第一编劳动就业 >> 第五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1978年,全市先后动员中学(包括中专、技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共有111.3万人。

看到上述统计数字,我觉得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专门注明了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中专、技校、半工半读学校”。由此,又一次联想到,12-21最高指示里是说,“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其中包括大学毕业生!然而整个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没有人记得有过大学生上山下乡。如今回顾这段历史,大学生上山下乡的回忆录也是无影无踪。难道说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不折不扣执行最高指示”的年代里,对12-21指示的执行是打了折扣的吗!?十多天前,我在《有感于大学生接受再教育》中谈到过这个疑惑。对此,网友在点评时指出,根据数十年来的干部人事制度,大中专毕业生都是国家干部身份,有行政级别,由国家包分配,而普通高初中毕业生则不在此列。这是当初把大批老五届(文革前高等教育的学制为五年,个别专业例外。所以当时积压在校的有五届)大学生编入部队农场拿干部工资(试用期标准)干体力活的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上述那个括号也是很重要的,说明当时是把干部编制中的大学生与非大学生区分开来了。而文革前的“大中专毕业生”,可能是因为都是接受过专业训练而归于一大类,但在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再回头看,文革期间在1968年9月出现“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12月又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高指示接二连三,看起来在一步步“具体化”,其实始作俑者实在空想得厉害:大学生也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么他们的“干部”身份怎么办?如此的现实与想象中的革命化如何自圆其说?真不知道在哪一个细节上出现了问题,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这样的“二元结构”,即使是在文革最狂热的阶段也还是没有被彻底打破。这个角度上来看,12-21指示真的很值得研究,是谁忽视了上述“二元结构”?还是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打折扣?也许,果真是谁拼凑了这个指示而忽视了细节、留下偌大的疑点。

 

在“第一节 宣传动员”里有一个统计数字:


去向

上山下乡总人数

其中:

插队人数

建设兵团、农、林场人数

合计

1112952

513671

599281

跨省(区)下乡

615517

401147

214370

黑龙江

165186

27046

138140

 

江西

118805

106856

11949

 

安徽

149421

137374

12047

 

云南

55944

10065

45879

 

贵州

10491

10491

 

吉林

23815

23815

 

内蒙古

7963

1608

6355

 

辽宁

594

594

 

江苏

51200

51200

 

浙江

32098

32098

 

上海郊县

497435

112524

384911

 


在表末有这样的脚注:

上海郊县有15.6万(其中1968年9.3万、1969年6.3万)名农村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回所在社、队务农,未计入上山下乡人数。

这种“未计入”是符合最高指示的,因为伟人是号召城里人上山下乡。

 

但是,我又注意到,在全章的开头语中曾经说: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调整政策,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规定有安置条件的城市可以不再动员上山下乡,要求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1979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批转《上海市统筹安排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纪要》,决定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批准回到市区的,采取任务到局(区)、按口调剂、条块结合、统筹安排的办法,除由全民单位从中招收一部分外,大部分由各局、各区有计划地分别安排到集体企事业单位。对于从市区或郊县城镇到郊县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以及由郊县城镇到外地上山下乡经批准回城的知识青年,均由所在县就地统筹安排。

这里确凿无疑地说明了,当年确确实实有一批原本在郊县城镇的中学毕业生到外地上山下乡!这初步解开了我心头的一个疑团。去年(2009)年底,我在某知青论坛得知,“70年代初期,上海郊区农村的年青农民被作为知青一样动员大批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大返城时,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农村,没安排工作,又当起了农民。”十分惊讶,上海农民到外地上山下乡!见《第41个12-21,我看到、我想到……》。如今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有关这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情况要到有关县志中查访了。

 

在“第三节  稳定措施”中说:

1969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长期学习慰问团,抽调2000余名干部,分赴上海知青安置地区,配合当地领导,开展对下乡知青的慰问教育工作,调查情况,研究政策,协调安置措施,配合做好知青的思想工作和处理一些实际问题,并向知青在沪家长沟通情况。慰问团共有7个总团,55个分团,233个小组,凡有上海下乡知青的县、旗,都有慰问小组常驻。

从上海各区区志里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情况。

杨浦区志说:区里先后抽调200余名干部,参加“长期学习慰问团”,常驻在黑龙江、安徽、江西、云南等地,协助安置地区工作。

闸北区志说:1969~1976年闸北区抽调干部100余人组成“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赴江西、安徽、黑龙江等省,……。

普陀区志说:1969~1976年,普陀区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上山下乡慰问团,赴江西、安徽、云南、内蒙古等地,……。

长宁区志说:1969年4月始,长宁区抽调89名干部组成“上山下乡慰问团”,分七批去云南、安徽、江西、新疆、浙江、江苏等地配合当地政府帮助下乡知识青年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

其他区志中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是从上述片言只语中来看,上海劳动志中“全市2000余名干部组成慰问团”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当年全市分为10个区,每个区一二百人的集合就差不多是2000多人了。如此规模的长期机构,应该不乏资料积累,可以成为知青史研究的重要切入口。不知道是否已经成为解密的档案。

 

在“第三节  稳定措施”、“第四节 统筹安排”中都能看到一些具体事例与数据,反映了当年这场运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成为这场浩大运动惨淡终结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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